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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来源：三联生活周刊

　　‘好工作的新标准’

　　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，“好工作”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难以被准确描述的词。它曾经意味着体面、稳定、向上，也意味着一种可被期待的未来。但在现实中，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自己明明已经尽力做出了“正确选择”，却仍然在工作中感到疲惫、困惑，甚至失去方向。当寻找好工作成了一段不断修正预期、反复权衡代价的过程，我们需要复兴的也许是一种关于“正常工作”的想象。

　　记者|魏倩

　　好工作，坏工作

　　2025年底的一个晚上，宿舍好友群里闪出一条信息。原来是好友小A发的一则行业推文，供职于体制内某事业单位的她心情不算好，说：“今年行业下滑严重，有人均休息时间一个月一天都不到的时候，有人均间歇性‘996’的时候。我们部门是表现最好的几个部门之一了，但年底分到的钱远远赶不上业绩份额。大家怎么样？”

　　过了十几分钟，一位刚刚休完产假的好友小C发来情报：“姐妹们，我复工了，但现在每周都在出差，没什么时间看孩子。因为部门原来的人都被裁得差不多了，只能去外地。”她所在的企业是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。

　　最后，临近晚上10点，在某机关当公务员的好友小D才出现在群里。她发来的是一条语音信息：“我还在加班呢。还没来得及和大家说，我冬天刚被借调到某某单位，目前还没有在晚上11点前下过班呢。我老公也一样。没办法，前几天我妈把孩子带回老家照顾了。”

　　哀鸿一片，坐在桌前忙着赶稿的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这是我们几个好友硕士毕业的第七年。回到时间的起点，我还记得，当时小D一心想“上岸”，整天忙着刷题、面试。小C看中了互联网行业的风口，到各处实习、投简历。我们其他几个同学则在好几条道路中四处押宝，应聘季也格外忙乱，但在忙乱中寻找机会的我们，虽然忐忑不安，却无不对眼前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心生向往。还记得有人为面试买的西装套裙，全宿舍轮流试穿，大家在镜子前看着陌生的自己，仿佛那就是走向成人世界的证明。

　　现在想来，当年的我们以为自己在选择工作，其实是在选择一套关于“好生活”的想象。但如今，工作的含义变了。七年过后，同班中近一半人换过不止一份工作，还有一位同学换了城市，换过行业，后来干脆搞起了自媒体进行创业。同龄朋友里，甚至有不少都远离职场，过上了“自由生活”。而留在职场中的人再谈起工作，大多时候都是像那夜一样的抱怨、吐槽和无法解脱的无奈。

　　随着曾被我们寄予厚望的“好工作”变成了让人烦恼的“坏工作”，对工作价值的判断标准也在悄悄发生改变。路阳是一位从业20余年的职业规划师，也是中国最早接受CCDM即中国职业规划师体系认证的规划师之一。他的咨询客户主要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刚刚进入职场，“担心自己走错路”的年轻人，一类是进入职场下半程，准备转换赛道的中年人。有趣的是，大部分时候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重视“意义”和“成长”。

　　“这当然和个人特质、不同人生阶段的追求有关，但对宏大意义的不信任，确实是新一代职场人的特点。”路阳发现，比起“80后”“90后”，“Z世代”的年轻人对工作的期待呈现出一种既现实又理想的纠结，主要表现为他们不太相信与组织相关的发展愿景，但十分重视个人能力成长，他们不一定关心大公司、大平台的名声，却非常在意薪酬公平，比起领导的魄力和创新力，他们更期待在职场中获得尊重，期待健康积极的工作环境。

　　一些更大范围的调研也证明了这一点。2025年12月底智联招聘发布的《2025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报告》中，大学生对好工作的定义里占比最高的几项是薪酬福利保障、职业成长发展和雇佣关系的稳定性，报告认为，如今年轻人的职场需求回归到马斯洛需求的底层——安全与生存。

　　而当基本的安全与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时，离职甚至彻底退出工作环境，也成为年轻人的选择之一。“我适合工作吗？”“人一定要工作吗？”在当下社交媒体的流行话语中，“工作”很多时候也被视为“无意义”的代名词，“躺平”“等退休”成了年轻人对职场生涯的最终期待，2025年我们对刚刚步入职场的“00后”做过一次采访，其中很多在焦虑中拼命“上岸”后的受访者都表示，自己现阶段的目标是要让“工作归工作，生活归生活”。

　　但想把工作从人生之中剥离，又谈何容易？路阳用他繁忙的咨询日程提醒我，那些嘴上说着要放弃、想躺平的年轻人，其实是在用拒绝，展示着人对工作的期待与现实职场环境的一种错配：“越是那些对工作抱有信念，希望在一份工作中实现成长的人，越容易在受挫时提出暂停。而那些一路被教育要高效完成任务、要对工作负责任的年轻人，在职场的复杂和混乱中，也更容易丧失个体掌控感和意义感，因此不得不强迫自己完成心理隔离，安慰自己‘这不过是一份工作’。”

　　那么，这种“错配”是怎么发生的？一份好工作是否只存在于理想之中？

　　被规定的意义

　　“工作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现代都市居民而言，工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，更是我们与他人联通、与世界交流的重要渠道。……当我们在工作中缺乏成就感、获得感、安全感，当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甚至扭曲时，工作反过来也会成为吞噬生活世界的巨兽。”2022年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在“看理想”平台上发布了一套名为“工作与人生”的共读课程，在导言中，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。

　　袁长庚对工作问题的思考，始于对学生的观察。当时，他还在南方科技大学工作，在这所地处深圳，又以理工科专业为主的校园里，学生们普遍都能找到薪资待遇不错的工作，但他却慢慢发现，他们对未来的工作并没有什么憧憬和热情，哪怕是热门专业的毕业生，也不会对工作有太多期待，大部分人的态度只是“走一步看一步，找个地方落脚再说”。

　　互联网上关于“996”、职场PUA的讨论也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些话题的发起人往往是“90后”和“00后”。他们抱怨职场的潜规则，也承受着工作的压力和不稳定，这些讨论和学生们的反应，让袁长庚意识到，“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‘工作危机’”，这场危机并不体现在就业率和收入水平的下降，而是体现在“工作和生活、人生之间的关联出现了问题”。

　　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。袁长庚在书单里提到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·苏兹曼的研究，后者认为“忙碌并非人类历史的常态”，在狩猎采集为主导的社会里，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是高度融合的，直到进入农业社会，农作物种植的时令要求和集体劳作方式，才使人类进入高强度劳动状态，这之后的工业革命，其实是强化了以勤劳为美德的准则，在工厂里，工作时间被严格切割，劳动与生活彻底分离，现代工作形式成为人的“异化”的一环。

　　在工作中寄托意义，是人的基本需求。但进入现代社会后，工作被“劳动化”了，汉娜·阿伦特曾指出，“工人即使想‘为他的作品，而非为自身劳动’也无法做到，因为在对象生产中工人通常总是被当成工具……”何况，所谓“意义”很多时候并不是人的自由选择，而是时代、制度和岗位模板提前的设计。

　　而在中国社会里，在工作中实现自我，承载个体价值的风潮，发生在改革开放后。路阳作为“80后”，还记得父母那代人的工作主要还是分配甚至继承的，没有太多主动选择，也很少在其中放置太多“自我”。从2000年到2020年，代表了创新精神的世界500强外企、新兴互联网公司和中小型创业公司都曾被视为“好工作”提供者的代表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激发了人在工作中自我实现的需求。

　　但当经济形势发生变化、行业发生震荡时，那些把个体意义和工作连接得很深的年轻人，一旦遭遇复杂的职场环境，其对自我意义的追求就会被严重挫伤。

　　37岁的林梅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公关经理，过去她做过记者，也做过自由撰稿人，最后在临近35岁的当口进入现在这家公司。谈起过去的工作，林梅有时会觉得像做了一场梦。

　　她毕业于南方一所知名的“985”高校，先在一家跨国公司做管培生，后来为了心中的新闻理想离职，进入一家媒体机构做记者。日子过得忙碌而又充实，她尤其喜欢那里的团队氛围。唯一的问题是，她的领导是一位“片场暴君”。

　　“片场暴君”的形容来自库布里克。据说在拍摄《闪灵》时，他曾对女演员谢莉·杜瓦尔采取了近乎精神控制般的压力，他隔绝她与其他演员的交流，不给她任何正面反馈，反复拍摄同一个镜头达127次……在电影界，类似的“暴君”还有不少，据说卡梅隆、宫崎骏这些天才导演，在工作时面对下属的态度也常常是专断、压迫甚至PUA式的。

　　林梅也很快感受到了来自“暴君”的冲击。面对一些复杂选题，她有时稿件完成不佳，领导会在选题会上公开批评她，有时甚至会用“愚蠢”“没品位”这样的词，还经常让她自我反思，说她不适合这份工作。慢慢地，林梅开始习惯自我怀疑和矮化。再到后来，她每次接到选题，第一反应都不再是对新话题的兴奋，而是“这次领导是否会满意”的猜想，工作逐渐变成一件无趣至极的事，成了任务，成了证明自己“并不愚蠢”的手段。

　　林梅的经验并不是唯一的。路阳告诉我，在入职一到三年的职场新人中，被领导PUA是排名前三的困扰事件。“这是在锻炼你”“别人都能接受，为什么你不行？”，类似的话术对于一个职业标准尚未稳定，对“成长”和“机会”高度渴望的年轻人来说，会带来对职业生涯的长期风险，“它会让人丧失对正常工作的判断力，甚至开始主动要求自己被剥削。还会带来一些长期的后遗症，比如会在下一份工作中继续寻找高压系统，对工作中的正常关系保持戒备等等”。

　　而对林梅来说，那份工作最糟糕的部分是，领导的PUA让她和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产生了隔阂。离职后，她也换过几次工作，可一旦工作环境再度紧张，压力一大，她就会陷入以往的循环。再到后来，她意识到，自己已经不能再静下心来写东西了，好几年的纠结过去，她终于决定“放弃理想，找个班上”。

　　类似的幻灭过程，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都出现过。他们往往抱有很强烈的成长意愿，在工作中寄托了很强的理想，而当这种价值被冲击，取而代之的就是工作中漫长的自我消磨。一位互联网大厂的前产品经理就曾告诉我，他开始选择入职这家公司，就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来改变世界，但刚上班没多久，他就遭遇了好几次组织变动，项目直属领导被裁，他辛辛苦苦做的项目也不得不一次次终止，他形容那种感觉，就像“亲生儿子突然夭折”一样。这样的事情发生次数多了，他也选择了离职。

　　比赚钱更重要的事

　　和“85后”的林梅不同，1995年出生的贝贝刚大学毕业时，心中并没有特别多关于“意义”的期许，她对一份理想工作的首要标准就是要“赚钱”。她第一份工作是在杭州做短视频。2018年她大学毕业时，正赶上视频内容行业爆火，她本科时的专业是播音主持，做这行算是对口，又听说行业里热钱不断，在她工作的MCN公司里，一个普通的“达人”接一条广告就能赚5万块，她也想去“搏一搏”。

　　但贝贝的工作是为“达人”写拍摄脚本、统筹达人在拍摄过程中的所有需求。入职后，她发现，因为平台筛选机制充满偶然性，这些达人的工作态度、敬业度和与人沟通相处的方式，都属于“另一个世界”。

　　有一次，她去帮助一位达人完成拍摄，脚本早就写好了，但对方怎么都不满意。到了片场，那位以夸张整容和美妆为卖点的达人，突然质疑她找来的配角演员，认为对方不适合出镜，拒绝拍摄。还有一次，两个达人在现场发生了冲突，都不愿意继续跟拍，像这样的突发情况，老板也只会指责像她这样的工作人员，只因为“达人是惹不起的，公司都要靠他们赚钱”。

　　工作久了，贝贝也发现，这份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赚钱。尤其纵向类比，她才意识到行业爆发，赚钱的是公司老板和达人，而自己通过帮他们涨粉拿到的一点绩效，“连口汤都算不上”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次工作中，她发现自己还非常看重工作中的价值观契合度。为了帮助达人炒作，满足低龄粉丝的需求，她经常需要在脚本中写一些“滥俗”的剧情，婆媳矛盾、反复离婚结婚，这些都曾是她写作的主要内容：“我真的没办法接受，自己辛辛苦苦上了几年大学，为什么每天在做这样的事情？”

　　如今回头再看，这份工作真正让贝贝感到挫败的，并不只是收入不如预期，而是她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究竟在“完成什么”。情绪化的合作对象、随时变化的规则，责任不断下移，成果却无法被清晰衡量。在这样的结构中，个人的努力既无法累积，也不能被公正评价。

　　从这份工作岗位离开后，贝贝仿佛陷入了一个“工作魔咒”：每个工作中她觉得还不错的长板，都必然伴随一个她无法接受的短板，到最后，喜悦变得麻木，而痛苦越来越刺眼，她只好选择离开。但当她带着回避痛苦的目的，再继续寻找新的工作时，意想不到的短板就又会向她袭来——她先在一家医疗公司做过讲解员，工作内容和同事关系都令她满意，但领导是个没有道德底线，喜欢造女同事“黄谣”的“坏蛋”；然后是在一个地方文旅项目里做讲解，但没干多久公司就受到疫情冲击干不下去了；最后是一家公司的行政管理，这份工作给她留下的是长达三个月的工资拖欠和劳动仲裁。

　　她一度以为是公司规模的问题，但就是在一家知名上市公司工作的经历，让她最为受伤。招聘时，那份工作的职责本来是做商务接待，但入职后她却收到一张各部门写给她的工作明细表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接待场所设备升级改造、酒水出库入库、开票报销和发票跟催、员工体检、在同事吧里发帖……她多次向领导提出工作太多，需要招人、涨薪，但每次都被敷衍过去。而直到离职后，贝贝才得知，她原先的工作后来被分给三个人来做了。“工作忙或者累，我都还可以克服，但招人那次我才发现，我努力完成了这么多工作，但这里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我的需求。每个人都在推活，就好像手上有一坨鼻涕，只等一张纸，但这张纸能不能接住这一切，不会有人考虑。你越是任劳任怨，就越会成为那张纸。”

　　当工作成为无限责任集合，个人只能靠不断忍耐来维持运转。这时，贝贝才意识到，找份赚钱的工作固然是她求职的起点，但她同样重视价值观的匹配、薪资公平、工作环境的友好，还有被认可、接纳和关心的感觉。

　　“图一个赚钱”“图一个稳定”，原本都是对风险的理性回应，但为什么这样单纯的“好工作”标准，在现实中却往往遭遇挫败？路阳给出的解释是“工具化”。“很多年轻人在毕业时，对自己适合或喜欢的事缺乏明确感受，所以便习惯随大流，追求当下时尚。加上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信息，他们也很容易先入为主地将工作祛魅，从一开始就抱着要把自己当成工具的心态进入职场。但你以为‘我要求低一点，就能换来安全’，现实却是，你要求越低，越没底线，就越容易被当成可替代的一员。”

　　（视觉中国 供图）

　　“何况，真正工具化自己很难”，据路阳观察，很多年轻咨询者习惯了优绩主义的评判标准，事实上并不能允许自己在工作中表现平庸，大部分时候只能是“躺不平，也卷不动”，一面意识到工作毫无意义，又不由自主地被驱动着去完成系统指派的任务，甚至希望从这些连自己都不认同的事上获得认可，最后反而陷入深度内耗。

　　找份“正常工作”

　　2025年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举办“年轻人之夜”线下活动，围绕职场话题开展了一期对谈。在现场，既有工作十余年的老员工，也有仍处于实习阶段的年轻人，那天聊到最后，主持人问大家：“既然存在这么多问题和考验，大家认为取消工作或者取消职场，生活会不会好一些呢？”

　　有趣的是，现场十余名嘉宾讨论后得出结论：可以没有职场，但工作仍有价值。更多时候，其实我们想找的并不是一份“好工作”，而只是一份各方面都很平均的“正常工作”。

　　小布也是参与那天讨论的年轻人之一。在一家外企工作到第三年的她，一开始求职的目标就是“正常工作”。她的父母都是体制内工作人员，常向她谈起一些诸如“下属给领导系鞋带”这样的故事，所以一毕业，家里人就希望她可以去世界500强的大企业里长长见识。

　　她为我总结了这份“正常工作”的特点：“我们的公司是一家制造业企业，但从来不会为了赶工期和产能让工人连续加班，经常听到排加班的领导和业务部门说‘这周某某最多只能排六天班’；我们的加班工资都是正常发放的，从来不会拖欠。公司该有的人文关怀也都有，比如都有年假15天、病假15天，不会强制不让休假；在公司和同事的相处也都很健康正常，领导从来不会让谁去端茶、倒水，曾经有一次某个隔壁公司的领导让司机帮他开车门，还在我们内部被‘蛐蛐’了好几天，觉得这人架子也太大了。”公司给新人提供的学习机会也令小布满意。她是公司的财务管培生，对业务能力发展而言，走通财务流程的过程是很好的学习，“制造业的财务是比较复杂的，如果你能在这里把财务搞明白了，以后做其他行业也不会有问题。”

　　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令人不太满意的点，就只有工资比较少和离家远这两项了。小布说，和外界想象中外企的光鲜亮丽不同，她的月工资并不算高，每个月交完五险一金，到手的钱可能付过房租就没有多少了。但她认为，这是自己愿意为一份理想工作承担的成本，“因为以我现在的状态，如果想拿到更多工资，可能就要付出其他代价了”。

　　袁长庚曾把人在工作中的积极体验分为安全感、获得感和成就感几个维度，路阳还向我强调过新鲜感、掌控感等其他要素，但无论如何，小布口中的“正常工作”，其实就是在这几个方面比较平衡的工作。所谓“正常”，并不是低要求，而是拒绝异常状态的合理化。只可惜，在我们生活的当下，这样的工作太稀缺了。

　　毕业后，小布为了找到这样一份工作，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求职，参与过秋招、春招，一共投递了82个岗位，完成了上万字的笔记，经历过无数次笔试、测评、面试，才终于在当年6月拿到了令她满意的offer。到岗后，她才得知，那年这个岗位公司只招了她一个人。

　　有时候小布也在反思，自己能有资格去追求这样一份“正常工作”，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努力，也因为她现阶段还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压力，不需要照顾父母，也没有成立家庭。也许未来某天薪资真的成为制约这份工作的短板，她也会考虑跳槽，去寻找下一份适合那时自己的工作。

　　当我们不断为理想工作而苦恼，纠结心中的求而不得时，暴露的或许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迷茫，也是社会长期缺乏的一种看待工作和人生的长期眼光。这是袁长庚特别希望年轻人能拥有的一种视角：“我们以往的职场想象，都是把人视为点状的存在，要求我们像个特种兵一样，永远去寻找那个能利益最大化的地方，但人生其实是线状的，工作应该容纳时间这个维度，允许我们的人生像植物一样在一个地方慢慢生长。”

　　作为人类学研究者，袁长庚心中的“好工作”标准，不是单纯理想主义的“follow your heart”，也不是“工作归工作，生活归生活”的绝对隔离，而是一种与人、与事真正连接的感受。他以厨师在“具体劳动”中获得的感受为例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因为劳动者与工具、与劳动对象直接相连，人会在处理食材的纹理、材质，改变它们的性状的过程中，获得掌控和创造的快感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厨房中的团队合作，人和人之间富有人情味的关系，也都能让组织中的成员体会到工作与生活融合的温情。因此，近些年再谈到工作话题时，他也强调去打开视野，看到除大企业、写字楼之外的，更广阔的工作样貌和形式。就比如社会学家彼得·比尔曼在对高级公寓的门卫做调查时发现的那样，门卫们并不把自己的工作视为“空洞劳动”，而是把它作为秩序的一部分，他们会在与住户日复一日的微小互动中，感受到信任、依赖，找到工作的意义和尊严感——正如所有的“意义”一样，它们原本就是多元、复杂且不断变化的。

　　本期封面中，我的同事们也记录了一些人努力去寻找、创造“好工作”的尝试。他们中有放弃入职国企的机会，在云南大理的一家幼儿园当园长的“95后”小伙子；也有从学画画到做游戏再到做格斗，如今成为职业综合格斗运动员的“90后”女孩；还有在创业中不断发现和接纳自我，重新安放“小镇做题家”身份的科技企业的“00后”CEO；更有加拿大打零工的女孩，在为苹果园修剪树枝、为度假村做服务员的过程中，体会生活的“实感”，以及工作和个体真实的关系。

　　这是一些脱离常轨，甚至看起来有些杂乱，也远远没到“剧终”的故事。但正是在新标准的漫长重建中，在与新工作的相处之中，他们的人生被以新的方式展开，在具体的人和事中获得自我滋养，创造了属于每个微小个体的自我意义。

　　（本文节选自2026年第4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，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路阳、林梅、贝贝、小布为化名）